移风易俗：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化

发布日期：2025-10-08 09:26    点击次数：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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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o sloga Srbina spašava

唯有团结能拯救塞尔维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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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半岛在历史上经历了剧烈的人口与文化变迁，其中斯拉夫化过程对当地民族面貌的塑造具有决定性影响。6世纪中叶起，源自中东欧的斯拉夫人陆续向巴尔干南迁，融入并同化了当地原住民，很快在半岛北部和中部取代了旧有居民。这一迁徙浪潮带来了欧洲史上最重大的永久性人口变动之一，现代巴尔干民族的遗传血统中有约30%–60%可追溯到公元6世纪后的斯拉夫移民。不仅人口结构深刻改变，而且随之发生的语言、宗教与文化转型对巴尔干地区此后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们将以历史学和民族文化学的视角，探讨公元6世纪以来巴尔干半岛斯拉夫化在文化、语言和宗教方面的表现及其对当地民族文化的影响与互动机制。重点考察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马其顿四个南斯拉夫民族所在地区，在三个主要历史时期中的演变过程：即6–9世纪的早期斯拉夫迁徙与定居时期、15–19世纪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的文化转型，以及19–20世纪现代民族国家形成时期的民族认同建构。通过对上述阶段的分析，揭示外来斯拉夫元素如何与巴尔干本土文化互动融合，如何在漫长岁月中移风易俗地重塑当地社会。

关于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化，学界已有丰富研究成果。从19世纪起，史学家们就对斯拉夫人迁徙的规模与影响展开激烈讨论。较早的一个著名论点来自于德国历史学者雅各布·菲利普·法尔美拉（J. P. Fallmerayer），他在19世纪中期断言：“当今希腊基督徒的血管中没有一滴纯正的古希腊血液”。这一极端观点认为中世纪的斯拉夫移民几乎彻底取代了巴尔干原有古典时代民族。但后来大量史料和研究对这种彻底替代论提出质疑，认为斯拉夫化过程虽深远，却并非绝对断绝古代民族血脉。例如Byzantine学者Johannes Koder指出，6世纪后期开始的斯拉夫人南下是塑造现代东南欧族群的最重要人口运动，但他也强调这一过程存在区域差异和与在地居民的融合。现代遗传学研究进一步佐证了大规模迁徙与在地融合并存的图景：Olalde等人对146具巴尔干一千年间人类遗骸基因组的分析表明，斯拉夫移民约贡献了今巴尔干人30–60%的祖源，说明古代巴尔干人并未完全消失，而是与新来者通婚融合。由此可见，斯拉夫化是一个复杂的族群互动与文化混合过程，而非简单的单方面替换。

关于斯拉夫化对语言文化的影响，不少研究关注中古时期本地语言的消亡和斯拉夫语的扩散。有学者指出，斯拉夫移民在巴尔干定居后，原有的伊利里亚语、色雷斯语等古老语言逐渐不见于史料，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南斯拉夫语支方言。同时，拜占庭帝国与西欧势力对巴尔干的争夺导致宗教文化影响的南北差异：处于东正教文明圈的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族群采用了以古教会斯拉夫语为载体的斯拉夫正教传统及西里尔字母；而受天主教影响的克罗地亚则使用拉丁礼和拉丁字母，使其与邻近的塞尔维亚等产生“文字—宗教分野”。Mazower等巴尔干史专家认为，中世纪以来拉丁—东正教文明交错于巴尔干，强化了南斯拉夫民族内部东西两支在文化上的差异，但这些差异本身也是斯拉夫化进程在不同环境下的结果。

关于奥斯曼统治时期，多数学者聚焦于帝国体制对巴尔干斯拉夫文化的冲击与延续。彼得·舒格（Peter Sugar）等人研究了奥斯曼米利特制度，指出奥斯曼人通过宗教社群自治来统治各民族，同时赋予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管辖巴尔干所有东正教徒。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希腊正教会对巴尔干斯拉夫信徒的文化同化（如高层教士希腊化），引发19世纪各民族争取自主教会的斗争。另一方面，许多民族志著作如英国旅行家玛丽·伊迪斯·达勒姆 (M. E. Durham) 的报告记录了奥斯曼时期巴尔干民众顽强保留自身习俗的现象。例如达勒姆观察到，尽管奥斯曼当局曾试图通过强制改宗和暴力压制来改变巴尔干的非穆斯林人口，但当地各族人民仍坚持延续自己的文化传统，将反抗奥斯曼压迫的英雄奉为民族英雄。这些研究表明，奥斯曼时期的斯拉夫文化既受到压迫性的转型冲击，又在民间保有韧性与延续性。

进入19世纪后期，关于民族主义兴起与斯拉夫认同建构的研究成为热点。经典作家如米什科·赫罗赫（Miroslav Hroch）提出了民族运动的“三阶段理论”，适用于解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民族觉醒的历程。具体到巴尔干地区，学者们考察了教育、宗教和史学在民族认同塑造中的作用，例如保加利亚僧侣帕伊西·希伦达尔（Paisius of Hilendar）1762年编写《斯拉夫-保加利亚史》，被视为保加利亚民族复兴的开端；克罗地亚的伊利里亚运动（Illyrian movement）主张通过复兴南斯拉夫共同文学语言以实现族群团结；南斯拉夫王国和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时期的政策对于塑造或限制马其顿等新兴认同亦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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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вобода или смърт!

自由或死亡！

早期斯拉夫迁徙与定居 (6–9世纪)斯拉夫人南下与本土居民的同化

公元6世纪，巴尔干半岛正处于拜占庭帝国治下，但帝国在北部边疆的控制因内部纷乱与查士丁尼瘟疫等因素而削弱。此时居于多瑙河以北的斯拉夫部落开始大规模南迁。约公元574年前后，最早成体系的南下斯拉夫部族在游牧阿瓦尔人的军事庇护下渡过多瑙河，进入帝国版图。随着626年阿瓦尔人围攻君士坦丁堡失败，阿瓦尔势力大衰，斯拉夫各部趁机纷纷脱离其控制。7世纪初，斯拉夫人已经深入巴尔干腹地，在帝国控制薄弱的区域定居下来，包括巴尔干半岛的北部、中部广大乡村以及希腊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拜占庭史料记载，斯拉夫部落的迁入在相当程度上是无阻碍的：当地许多城镇因此前瘟疫和战乱人口锐减，军事防御空虚，使斯拉夫人得以长驱直入直抵伯罗奔尼撒南端。考古学发现也支持斯拉夫人迅速定居务农的图景——例如更耐贫瘠土壤的粟类作物传入巴尔干，适应山区的小型农具出现等，都被视为斯拉夫移民定居的佐证。在地名学上，巴尔干不少地名源自古斯拉夫语如山岭Zagora等，这些地名的散布显示斯拉夫人在中世纪早期已遍及巴尔干各地。

斯拉夫人的大量涌入对当地原有的拉丁化和希腊化人口产生了巨大的同化效应。历史学家Mary E. Durham的研究指出，斯拉夫人在6、7世纪抵达巴尔干后同化了当地人，很快便完全取代了巴尔干北部和中部的旧居民。尽管完全取代略显夸张，但可确定的是：原本分布于巴尔干的大部分古代民族如讲拉丁语的达契亚人、伊利里亚人和讲希腊语的色雷斯人等在斯拉夫浪潮中逐渐失去了各自的语言和文化身份。许多史学者因此将中世纪早期的巴尔干称为斯克拉维尼亚（Sclavinia意为斯拉夫人的土地）。不过，同化并非一夕完成，而是一个漫长而不均衡的过程。正如Britannica研究所指出，尽管南下的南斯拉夫人在7世纪末已牢固分布于整个巴尔干，但斯拉夫化的过程漫长而曲折，不同区域的文化融合深度各异。一些偏远山区和海岛的原住民群体则在此过程中幸存下来，继续使用自己的语言如罗马尼亚人的达克-拉丁语和阿尔巴尼亚人的原生语，这些族群成为日后未被斯拉夫化的少数例外。总体而言，早期斯拉夫迁徙通过人口优势和文化渗透，实现了对巴尔干主体地区的人群置换与习俗转变，为半岛日后诸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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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 na brdu ak’ i malo stoji, više vidi no onaj pod brdom.

哪怕只是站在小山上，也能看得比山下的人更远。

保加利亚：多族融合与斯拉夫文化奠基

巴尔干半岛东部的保加利亚地区在斯拉夫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融合范例。公元680年前后，一个源自欧亚草原的突厥语游牧部族——保加尔人（Bulgar）在汗王阿斯帕鲁赫率领下越过多瑙河，占据了今保加利亚北部地区，并于681年被拜占庭承认为第一保加利亚帝国。当时保加尔人是少数武力征服精英，而多瑙河南岸原已定居大量斯拉夫部落。保加尔统治者为了巩固在当地的统治，与占人口多数的斯拉夫人形成族群共生关系。史学研究表明，在帝国初建的两百年间，保加尔统治集团逐渐放弃了自身突厥语言和习俗，全面转向斯拉夫语言文化。据Sedlar等学者分析，到9世纪中叶保加利亚改宗基督教时，保加尔贵族阶层已基本实现了语言转用，古保加尔语即突厥语的影响在保加利亚第一帝国的斯拉夫文献中几乎不复存在。这一过程中，保加尔人与斯拉夫人的通婚融合也在不断发生，其后代成为现代保加利亚人的直接祖先之一。可以说，保加利亚的建国本身就是外来精英被多数被征服者同化的反向案例：保加尔人将族名和国家框架留给了历史，但其文化身份却被斯拉夫同化，日后保加利亚民族的语言和民俗主要继承的是斯拉夫传统。

在保加利亚斯拉夫文化奠基方面，9世纪发生的两件大事具有里程碑意义。其一是公元865年保加利亚可汗鲍里斯一世受拜占庭影响改宗基督教，将基督信仰定为国教。为了摆脱拜占庭牧首制约，鲍里斯一世积极推动在礼拜中使用斯拉夫语而非希腊语。公元886年，他收留了自中欧传教受挫的塞萨洛尼基弟子克莱门特等人，在奥赫里德建立斯拉夫语神学院。这与拜占庭官方的妥协共同促成了保加利亚教会使用古教会斯拉夫语礼仪。第二件大事是斯拉夫文字的创制与推广。拜占庭的斯拉夫传教士圣西里尔即康斯坦丁和圣美多德于9世纪创制了格拉哥里字母，并翻译圣经为斯拉夫语。其后西里尔的学生在保加利亚的普雷斯拉夫宫廷将之改进为以希腊字母为基础的西里尔字母。约9世纪末，保加利亚帝国正式采用西里尔字母和古教会斯拉夫语作为国家的书面语和教会语。这使保加利亚成为第一个拥有本民族文字和文学语言的斯拉夫国家，对南斯拉夫地区的文化发展影响深远。古保加利亚的修士和学者们用斯拉夫语撰写的宗教与文学作品如《保加利亚主教表》等成为整个东正教斯拉夫世界的文化基石。总之，保加利亚在公元6–9世纪经历了族群融合—皈依基督教—文字创建的过程，实现了从多成分融合到以斯拉夫文化为主体的民族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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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лобода се не моли, таа се зема со крв.

自由不是乞求的，它是用鲜血夺来的。

塞尔维亚：部落立国与正教传统的形成

塞尔维亚地区的斯拉夫化历程与保加利亚大致同期展开。根据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的记载，一支称为白塞尔维亚的斯拉夫部落原居于喀尔巴阡山以北，约7世纪在东罗马皇帝赫拉克留的默许下迁入巴尔干西部。7世纪中叶，塞尔维亚人的祖先定居在达尔马提亚内陆的山谷和平原地带。他们以血缘家族为单位聚居，尚处氏族社会阶段，各地方由日upan族长治理。起初塞尔维亚各部族松散分布，在阿瓦尔和拜占庭夹击的环境中艰难求存。9世纪时，随着邻近保加利亚帝国的扩张，塞尔维亚各部开始联合以自卫。约公元830年起，在维斯蒂米尔大公领导下，塞尔维亚公国逐渐成形，并于公元839–842年成功击退保加利亚可汗普雷西安一世的入侵。这场胜利表明当时塞尔维亚人已建立起相当程度的社会组织与军事实力。其后塞尔维亚公国势力扩展，成为保加利亚和拜占庭之间的一个缓冲政权。虽然早期塞尔维亚国家规模不大且政权更替频繁，但其历史意义在于为塞尔维亚人民与斯拉夫正教传统奠定了持久联系。正如《大英百科全书》的分析，最初几个塞尔维亚原型国家的贡献，在于把塞尔维亚族群与斯拉夫语礼拜的东正教绑定在一起。

塞尔维亚的基督教化略晚于保加利亚，但同样在9世纪末基本完成。早期拜占庭的传教活动曾多次触及塞尔维亚人，但成效有限。决定性转折发生在公元865年保加利亚改宗后不久。当时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一世为扩大影响，派遣传教士前往塞尔维亚。史书记载，到公元879年前后，塞尔维亚统治者穆季米尔已接受洗礼，并与拜占庭教会保持共融关系。至9世纪晚期，塞尔维亚居民基本上改信基督教，结束了此前信奉多神教的时期。更重要的是，塞尔维亚人接受了用古教会斯拉夫语进行的东正教礼拜。在保加利亚和拜占庭传教士的影响下，塞尔维亚教会采用了以斯拉夫语译本圣经和礼仪，经文不再使用听不懂的希腊语。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共同采用斯拉夫语礼拜，使整个巴尔干东正教世界在语言文化上有别于希腊东正教会，也不同于使用拉丁礼的西部民族。塞尔维亚人自此加入了以西里尔文字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文化圈，并逐步发展出自己的书面传统如10世纪的《米洛绍布书信》。中世纪中后期，随着神圣萨瓦于1219年创立独立的塞尔维亚正教会，塞尔维亚的民族宗教认同进一步巩固。但追溯其源头，9世纪斯拉夫化时期完成的基督教化和斯拉夫礼仪引入正是关键基础。塞尔维亚案例显示，在斯拉夫化过程中，本地部族建国和宗教文化转型是相辅相成的：国家提供了载体，宗教赋予了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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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je grob nego rob.

宁为坟墓，不为奴隶。

克罗地亚：斯拉夫迁徙与西式基督教的融合

克罗地亚位于巴尔干西北部，在南斯拉夫诸民族中独具一些西方色彩。克罗地亚人的斯拉夫祖先据传源自今日波兰一带的白克罗地亚，他们于7世纪沿亚得里亚海北部进入达尔马提亚地区。拜占庭史料《皇帝治国术》记载，克罗地亚人最初也受赫拉克留皇帝安置，用以抗衡阿瓦尔人的势力。7–8世纪，克罗地亚人形成了两个主要政权：位于达尔马提亚的沿海克罗地亚公国和位于萨瓦河流域的潘诺尼亚克罗地亚公国。他们与法兰克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均有往来，政治上时而独立时而受宗主控制。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不同的是，克罗地亚较早地与罗马教廷发生联系，并进入天主教文化圈。克罗地亚的基督教化在8–9世纪逐步完成：北部和沿海地区受到法兰克传教士萨尔茨堡总主教区的影响，而达尔马提亚南部则有拜占庭的传教活动。根据教皇约翰八世的书信记载，公元879年前后克罗地亚公爵布拉尼米尔已接受罗马教宗的承认与祝福，表明克罗地亚人在9世纪下半叶整体皈依基督教并承认教皇的宗教管辖。随后在925和928年的斯普利特主教会议上，罗马教廷正式确立了克罗地亚的教会组织架构，从此克罗地亚牢固地并入天主教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克罗地亚虽属罗马礼，但在语言文化上同样经历了斯拉夫化的洗礼。中世纪早期，克罗地亚人与周边南斯拉夫部族一样，以方言形式的古代斯拉夫语为日常语言。一部分克罗地亚教会在当地语言和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出独特的现象：克罗地亚人曾使用格拉哥里字母来记录教会斯拉夫语，并在某些天主教仪式中使用斯拉夫语被称为格拉哥里礼传统。这种在天主教框架内使用民族语言礼仪的做法相当少见，克罗地亚因此成为天主教世界中保存古教会斯拉夫语传统最长的地区并一直延续到近代。尽管16世纪后拉丁语彻底占据克罗地亚宗教文化主导，但克罗地亚的民间文学和教会少数领域仍留有早期斯拉夫语元素。10世纪时，克罗地亚王国在国王托米斯拉夫统治下达到鼎盛，并继续巩固与西方拉丁世界的联系。然而，它在语言上仍与其他南斯拉夫民族相通。克罗地亚人保留了自己的方言，后世称为查方言、卡方言并逐渐拉丁化，但其语属始终是斯拉夫语。这使得克罗地亚在文化身份上呈现双重特点：一方面是斯拉夫民族，与塞尔维亚等邻族有语言血缘相近性；另一方面又是天主教传统的坚定捍卫者，长期接受西欧封建和文艺影响。中世纪的克罗地亚王国在11世纪末并入匈牙利王权，失去独立，但克罗地亚民族通过语言和习俗保留了自身特质。在此意义上，克罗地亚的斯拉夫化过程不仅是语言同化，也是其与西方基督教文明融合的过程。克罗地亚人接受了斯拉夫人的身份，但在宗教和文化上保持了与东正教斯拉夫的区别。这种同为斯拉夫、文化各异的局面正是日后巴尔干民族多样性的根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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Човек без свобода е птица без крила.

没有自由的人，就像没有翅膀的鸟。

马其顿：斯拉夫定居与多重影响交汇

马其顿历史地区位于巴尔干半岛中南部，以瓦尔达尔河流域为核心。在古典时期这里是马其顿王国的所在地，后受罗马和拜占庭统治。斯拉夫人在6–7世纪的南下，同样波及到了马其顿地区。拜占庭文献《塞萨洛尼基圣德米特里奇迹集》记载，公元约7世纪初，大批斯拉夫部族沿瓦尔达尔河进入马其顿，并在重要城市塞萨洛尼基周边定居。一些斯拉夫部落甚至曾围攻塞萨洛尼基，显示他们在此地域的存在感。随着拜占庭帝国于7世纪后半叶无力兼顾内陆，马其顿大部分乡村地区形成了由斯拉夫部族自治的斯克拉文尼亚。不过，不同于巴尔干北部某些地方几乎完全被斯拉夫化，马其顿地区的人口结构更加多元：在斯拉夫人融入的同时，仍残存有相当数量讲希腊语或拉丁语的城镇居民，以及高地的拉丁化牧民沃拉赫人。因此早期中世纪的马其顿是斯拉夫与希腊-罗马元素交汇的熔炉。

到9世纪，第一次保加利亚帝国的扩张将马其顿大部纳入版图，进一步推进了该地区的斯拉夫化。保加利亚沙皇西美昂一世时期，马其顿成为保加利亚帝国西南重镇，奥赫里德城一度被设为宗主教驻地。保加利亚统治促进了当地斯拉夫文化的发展：奥赫里德成为斯拉夫基督文化的重要中心，圣克莱门特和圣纳乌姆等保加利亚主教在此设立了著名的奥赫里德文学学校，培养神职人员，翻译宗教典籍，用古教会斯拉夫语传播信仰。因此马其顿地区在9–10世纪实际上担当了保加利亚-斯拉夫文明的次中心角色。一些学者甚至认为，现代马其顿语所依据的西南保加利亚方言正是源于这一时期奥赫里德一带的书面传统。10世纪末，在拜占庭与保加利亚的角逐中，马其顿本地出现了以萨姆为首的王朝（西保加利亚帝国），以奥赫里德为都，与拜占庭抗衡数十年，直到1018年被征服。萨姆王朝被部分马其顿史观视为马其顿中世国家的雏形，但更普遍的看法是其属保加利亚历史的一部分。无论如何，在这一过程中，马其顿地区居民的语言宗教已牢固地斯拉夫化，斯拉夫语与东正教文化与古代马其顿的希腊化文化已截然不同。

需要指出，马其顿的斯拉夫化具有在夹缝中生存的特征。一方面拜占庭帝国长期努力在此恢复影响，例如重新确立希腊主教管区，使希腊语在部分教会场合复用；另一方面，相邻的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也不断对马其顿施加政治文化影响。中世纪后期的民族-语言界线尚未固定，马其顿的斯拉夫人并不形成独立的民族意识，多认同于广义的保加利亚人或罗姆人东正教徒身份。因此在早期阶段，马其顿的斯拉夫化更像是周边强邻文化势力的投射融合：语言上属于东南方的保加利亚-斯拉夫语谱系，宗教上服从于君士坦丁堡或特尔诺沃保加利亚宗主教，在政治认同上则随统治权易手而改变。这个地区的多重影响格局为近代马其顿民族认同的复杂性埋下伏笔。但就6–9世纪的总体过程看，马其顿从古典时代的拉丁-希腊边缘省，转变为一个以斯拉夫语言和民系为主的地区，其移风易俗之巨，足以从古地名的消亡和斯拉夫地名的大量出现中窥见。马其顿的例子说明，斯拉夫化并非一刀切的单向过程，而是与既有文明长期共存博弈，最终才占据上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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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oboda se ne prosi, sloboda se osvaja.

自由不是祈求得来的，自由是夺取的。

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的文化转型 (15–19世纪)政治征服与宗教生态的改变

14至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迅速征服了巴尔干大部，实现了对巴尔干半岛数百年的统治。这一政治巨变给当地斯拉夫民族的文化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与转机。奥斯曼帝国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在征服过程中对非穆斯林居民实施了一系列高压政策，包括强制同化和高额赋税等。据统计，到16世纪末奥斯曼治下巴尔干人口曾一度降至约300万，比征服初期锐减超过一半。人口锐减既有战乱和瘟疫因素，也与居民逃亡和同化有关。奥斯曼当局有组织地向巴尔干移民安置安纳托利亚的穆斯林，以加强统治。在一些战略城镇如索非亚和萨拉热窝等，逐渐出现穆斯林聚居人口。与此同时，为削弱基督教势力，帝国实行了臭名昭著的德夫希尔梅征童政策，即定期从巴尔干基督徒家庭强征年幼男孩充当奴仆和军队（耶尼切里近卫军），这些儿童被迫改信伊斯兰。有学者指出，这种血税对巴尔干社会造成了严重创伤，基督徒父母往往想方设法隐匿子女以逃避征召。奥斯曼的征服和制度无疑对巴尔干的传统社会结构和宗教生态造成重大冲击。

然而，从长时段看，奥斯曼统治时期巴尔干斯拉夫文化并未被彻底清洗，反而在压迫下孕育出新的适应形态。奥斯曼帝国实行米利特制度（Millet）以管理帝国非穆斯林社群，允许基督徒和犹太人保持各自的宗教组织及一定的内部自治权。对于巴尔干的东正教斯拉夫民众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名义上仍可信奉基督、使用本族语言举行礼拜。但需要注意，奥斯曼将所有东正教徒统一置于君士坦丁堡希腊正教普世牧首的管辖之下，撤销了此前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独立教会分别在1393年、1766年被废除。巴尔干的高阶教职由希腊人垄断，教会语言以希腊语为主，曾一度出现有组织的法纳里奥特化即希腊化倾向。例如18世纪有东正教主教在保加利亚境内推行希腊语言教育，削弱当地斯拉夫文化，这引起了保加利亚民族的不满和觉醒。尽管如此，在基层层面，乡村教堂和家庭仍作为斯拉夫文化的避难所，保存着民族语言的祈祷、民间习俗和口头传统。许多东正教节日、圣徒传说通过民间讲故事和习俗得以延续，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载体。在天主教地区，如未被奥斯曼直接统治的克罗地亚，天主教会更是民族文化的支柱。克罗地亚的弗朗西斯科会士和地方贵族在军事前线对抗奥斯曼的同时，也维护着拉丁-克罗地亚文化的存续。

奥斯曼统治导致了巴尔干宗教版图的新格局。最显著的是出现了伊斯兰化的南斯拉夫人群。在帝国长达几个世纪的影响下，部分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出于各种原因改宗伊斯兰。例如保加利亚罗多彼山区形成了信奉伊斯兰的斯拉夫族群后称波马克人，他们在宗教上皈依伊斯兰但语言仍讲保加利亚语。波斯尼亚地区的情况更具典型性：由于当地中世纪时盛行一种与东正教、天主教均异的波戈米尔派基督教异端，许多波斯尼亚人在奥斯曼征服后相对容易地改信伊斯兰，后裔成为今日的波斯尼亚克人。这些原住民穆斯林既非土耳其人后裔而是斯拉夫血统，却接受了奥斯曼伊斯兰文化，形成独特的族群。在马其顿等地，穆斯林阿尔巴尼亚人南迁定居，使该地区多元宗教并存，斯拉夫人也有少数受影响改宗（托尔贝什人）。总体而言，奥斯曼时代巴尔干的民族宗教身份出现了新的断层线：信仰伊斯兰的族群包括土耳其人和部分南斯拉夫人、信仰东正教的南斯拉夫人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马其顿等和信仰天主教的南斯拉夫人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三足鼎立。宗教认同与族群身份开始高度重合，也成为此后民族主义动员的重要依托。这种局面实为奥斯曼统治的产物，因为帝国将人民按宗教归类而非现代民族概念区分。因而可以说，奥斯曼时期宗教—文化认同在巴尔干进一步强化，与斯拉夫语言认同一起，共同塑造了当地各族的文化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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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 krst časni i slobodu zlatnu.

为神圣的十字架和黄金般的自由。

各民族的文化应对与传承

面对奥斯曼帝国的高压统治，巴尔干各斯拉夫民族并非被动接受，同样展现出顽强的文化应对机制。在保加利亚，虽然高层教会希腊化，但民间兴起了自主的文化复兴运动。18世纪中叶，正值奥斯曼统治松弛之际，保加利亚僧侣帕伊西·希伦达尔于1762年编写《斯拉夫-保加利亚史》，以通俗保加利亚语讲述中世纪保加利亚帝国的辉煌历史，呼吁同胞不必以自己是保加利亚人而羞耻。这部著作在民间秘密传播，激起了保加利亚人的民族自豪感。19世纪上半叶，保加利亚商人和平民纷纷出资兴办本民族学校、出版保加利亚语书籍，即所谓民族觉醒运动。他们甚至威胁如果正教会不允许建立独立的保加利亚教会，就改宗天主教以示抗议。俄国作为东正教大国也介入斡旋。终于在1870年，奥斯曼苏丹签署谕令批准成立保加利亚主教区（Exarchate），实现了保加利亚教会事实上的独立。首任保加利亚大主教安提姆一世立即成为新兴保加利亚民族的精神领袖。希腊普世牧首虽然随即宣布将保加利亚教会开除出教，但此举反而激发了保加利亚人的民族意志，坚定了他们脱离希腊控制、复兴本民族文化的决心。保加利亚案例表明，在奥斯曼治下，文化领域的抗争主要围绕语言和教会展开，以争取民族文化自主。

在塞尔维亚，类似的民族文化觉醒稍早开始。由于地处帝国西北缘，许多塞尔维亚人17–18世纪陆续逃往哈布斯堡帝国境内，在奥匈边境组成军事边区，保留正教信仰并组成流亡精英群体。这些流亡者和留在奥斯曼境内的塞尔维亚人共同孕育了民族复兴的火种。早在17世纪末，塞尔维亚东正教会的领袖曾号召民众起义，结果引发大移民1690年约3万塞尔维亚家庭北迁。虽然起义失败，但流亡社区在哈布斯堡的资助下保存了塞尔维亚的传统。18世纪末，欧洲启蒙思想传入巴尔干，南部斯拉夫知识分子接受民族主义观念，开始整理本民族历史和民间文化。塞尔维亚语言学家武克·卡拉季奇（Vuk Karadžić）在1810–30年代主编塞尔维亚民间诗歌集，并大力改革塞尔维亚语书面语言（简化西里尔字母，确立以民间口语为基础的标准语），其口号“写你如说，读你如写”使塞尔维亚语成为真正大众化的文化载体。这种语言文化复兴为政治独立奠定了基础。果然，在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削弱奥斯曼之际，塞尔维亚爆发了两次武装起义（1804年和1815年）并取得自治地位，最终在1878年柏林会议上被承认为独立国家。塞尔维亚独立后，立刻着手重建国家认同，其手段包括高扬中世纪圣萨瓦传统以13世纪圣人萨瓦象征教会与民族统一、纪念1389年科索沃战役将其叙事为为自由殉难的民族神话等。这种历史记忆的建构强化了塞尔维亚的民族凝聚力，也体现出斯拉夫文化与东正教信仰融合为民族身份核心。可以说，在塞尔维亚，奥斯曼压迫催生了更强的文化反弹，传统正教信仰和斯拉夫语言成为抵抗同化的堡垒，并最终转化为民族国家的基石。

相比之下，克罗地亚在奥斯曼时代的文化发展呈现不同轨迹。绝大部分克罗地亚本土自16世纪起脱离奥斯曼控制并入哈布斯堡王朝，因此克罗地亚的民族文化斗争主要针对的是奥匈帝国的日耳曼化和马扎尔化压力，而非奥斯曼的伊斯兰化压力。奥斯曼势力仅在16–17世纪一度占据克罗地亚边境的一些区域如波萨维纳地区，大量克罗地亚难民逃亡至沿海和奥地利领地。奥斯曼前线的长期战争在克罗地亚社会中塑造出安泰穆拉勒（基督教盾牌）的自我认知，克罗地亚人以维护天主教欧洲前沿为荣。这种身份认同得到罗马教廷的肯定，教宗称克罗地亚为“基督教的壁垒”，也促进了克罗地亚民族意识的早期形成。19世纪上半叶，克罗地亚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高涨，诞生了著名的伊利里亚运动（1830–1840年代）。这一运动由柳德维特·加伊（Ljudevit Gaj）等知识分子领导，主张克罗地亚人与其他南部斯拉夫人民有共同祖先伊利里亚人，应当通过弘扬共同的南斯拉夫语言文学来团结一致。在伊利里亚运动推动下，克罗地亚和邻近的斯拉夫地区出现文化合作：统一以加伊编纂的拉丁字母书写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言，出版《伊利里亚日报》，促进文学创作。虽然政治上运动被奥地利当局取缔，但它播下的南斯拉夫团结思想影响深远，日后直接导致了1918年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后改称南斯拉夫王国的成立。克罗地亚民族在奥斯曼时期相对保存了自身贵族制度、天主教教会和欧洲文化联系，因此19世纪复兴时能与邻邦斯拉夫精英一道构想超越狭隘部族的南斯拉夫认同。然而，此超民族认同在实践中因种种利益矛盾未能长久，克罗地亚最终在20世纪选择独立道路。总体而言，奥斯曼时代的克罗地亚文化更多体现为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共命运，其斯拉夫认同主要通过语言和族源意识表现，而宗教上保持天主教特性，从而与东正教斯拉夫相区别。

马其顿地区在奥斯曼末期的文化民族运动最为复杂和滞后。这片曾被称为欧洲火药桶的土地在19世纪末成为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三国民族主义角逐的焦点（马其顿问题）。奥斯曼帝国衰落时期，马其顿的斯拉夫人先后接受了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宣传。一方面，1870年成立的保加利亚教会将马其顿大部分教区纳入牧辖范围，派出大批教师在当地兴办保加利亚语学校，许多马其顿斯拉夫人认同自己是保加利亚人。另一方面，塞尔维亚也暗中资助在当地传播塞尔维亚语教育，试图争夺人心。面对外来影响，有少数马其顿知识分子开始提出独立于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本土认同。早在19世纪60–70年代，就有人Gjorgjija Pulevski主张马其顿斯拉夫人是古代马其顿的后裔，语言上自成一体。但这时期所谓马其顿主义思潮影响有限，更像是地方身份的表达。1903年，马其顿革命者发动伊林登起义反抗奥斯曼统治，虽告失败但引发国际关注。奥斯曼帝国最终在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中丧失马其顿，马其顿地区被塞尔维亚、希腊、保加利亚三方瓜分。此后塞尔维亚统治区即瓦尔达尔马其顿遭到强行塞尔维亚化，使用马其顿名称和语言皆被禁止。可以说，直到二战前，马其顿斯拉夫人尚未形成统一公认的民族身份认同，多数视自己为地域上的马其顿人但民族归属是保加利亚或塞尔维亚的一部分。马其顿独立民族认同的确立是在现代民族国家时期才最终完成，属于下一节讨论范畴。但其酝酿期可以追溯到奥斯曼末期复杂的文化角力，以及少数学者开始整理马其顿方言、撰写本地史诗的努力。因此奥斯曼统治时期，马其顿的文化转型体现为：一方面是深受周边民族主义输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孕育了独立意识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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Тоз, който падне в бой за свобода, той не умира.

为自由而倒下的人 他并未真正死去。

现代民族国家形成时期的民族认同建构 (19–20世纪)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巴尔干各斯拉夫地区相继脱离帝国统治，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在这一民族建构时期，各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界通过复兴历史记忆、规范民族语言、发展教育文化等方式，塑造本民族的现代认同。我们继续分析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马其顿四个案例，分析斯拉夫化遗产如何在各民族国家意识的构建中被继承和改造。

保加利亚：中古辉煌的复兴与斯拉夫自觉

保加利亚在1878年柏林会议后获得自治成立保加利亚公国，后于1908年完全独立，随即开展了全面的民族国家塑造工程。民族认同建构上，保加利亚以重振中世纪第一、第二保加利亚帝国的辉煌为核心叙事，将自己定位为巴尔干最早建立斯拉夫国家的民族之一。19世纪的保加利亚民族复兴（Vŭzrazhdane）运动已经为此铺垫了思想基础。独立后，保加利亚史学界和教育体系大力宣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事迹，强调保加利亚在中世纪时就曾击败拜占庭、繁荣昌盛。这种对中古黄金时代的追溯赋予现代保加利亚国家以历史合法性。保加利亚知识分子还特别推崇圣西里尔和美多德——将他们塑造成斯拉夫文字之父，并于20世纪初将5月24日定为斯拉夫文字与文化日，纪念二圣创制字母和传扬基督信仰的贡献。通过纪念西里尔字母的起源，保加利亚强调自身作为斯拉夫正教文明摇篮的地位，将民族自豪感与斯拉夫文化成就相联系。

在语言与教育方面，保加利亚于独立后不久确立了现代保加利亚语的规范，以通行于中部地区的俗语为基础，并大量吸收19世纪报刊语体。由于保加利亚语源自古教会斯拉夫语并保存较丰富的古语特征，保加利亚语言学家强调其语言在南斯拉夫语族中的特殊地位。尤其是在与邻国塞尔维亚就马其顿方言归属问题的争论中，保加利亚学界坚持马其顿方言只是保加利亚语的一个变体，马其顿人口也是保加利亚人的一支。这种观点体现出保加利亚民族认同对斯拉夫语言共同性的高度重视和对自身历史权利的主张。保加利亚国家通过基础教育广泛推广标准保加利亚语，淡化各地区方言差异，凝聚全国认同。在宗教上，1870年建立的保加利亚正教会（Exarchate）在独立后升格为宗主教区，保加利亚政府利用教会巩固民族意识，例如积极向奥斯曼治下的马其顿派遣保加利亚主教直至一战前。这些举措都显示出，保加利亚将斯拉夫正教信仰、语言文字和历史记忆整合进现代民族认同的核心。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19世纪俄土战争中俄国以斯拉夫兄弟名义援助保加利亚独立的事实，也在保加利亚社会留下亲斯拉夫主义的倾向。总体而言，保加利亚民族认同建构是一种复古式的民族主义：把自身视为中世纪斯拉夫文明的延续，对内强化语言文化的一致性，对外强调与其他斯拉夫民族的历史纽带但也由此引发与马其顿、塞尔维亚的认同竞争。这一路径深刻反映了斯拉夫化历史对保加利亚现代民族身份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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Živi, živi, duh slavenski, živjet će vekovma!

生生不息，斯拉夫精神，将永远长存！

塞尔维亚：民族神话与南斯拉夫领袖地位的追求

塞尔维亚在19世纪经历两次起义和长期自治后，于1878年获得独立，并在1912年巴尔干战争中大幅扩张疆域。现代塞尔维亚民族认同的建构围绕着中世纪王国的复兴和南斯拉夫统一领袖这两大主题展开。一方面，塞尔维亚以恢弘的民族神话凝聚民心，尤其突出1389年科索沃战役所象征的意义。这场与奥斯曼帝国的战役虽以塞尔维亚失败告终，但塞尔维亚史诗将其塑造成为信仰与祖国献身的悲壮传奇：王子拉扎尔殉国后成圣，塞尔维亚走上殉道民族之路。19世纪末，诗人和政治家积极利用这一神话宣传，把塞尔维亚描述为在奥斯曼黑暗中等待复兴的天选之民。这种叙事既为塞尔维亚对奥斯曼复仇的军事行动提供了道德正当性，也强化了国民对统一斗争的认同。1912年巴尔干联军收复科索沃，更被当作民族雪耻的重要象征。其次，塞尔维亚在独立后逐步将眼光投向整个南部斯拉夫世界，自视有使命解放和统一南斯拉夫人。这种思想源于19世纪中期伊利里亚运动中的南斯拉夫主义，但在塞尔维亚则结合了潘斯拉夫主义与本国利益，被赋予具体政治纲领。塞尔维亚王室（卡拉乔杰维奇王朝）在一战期间提出建立塞尔布-克罗亚特-斯洛文尼亚人王国的构想，并于1918年实现该统一国家。这一国家以塞尔维亚为主导，试图消除各族界限塑造单一南斯拉夫民族。然而，由于克罗地亚等族群对塞尔维亚主导权的不满，统一认同未能真正形成，南斯拉夫王国于1929年更名为南斯拉夫后，内部仍矛盾重重。尽管如此，塞尔维亚作为南斯拉夫统一的倡导者和主要力量这一角色深入人心，成为民族自豪的重要来源。塞尔维亚政治家在国际舞台上以所有南部斯拉夫人的保护者自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民族认同的组成部分。

在文化方面，塞尔维亚继续发展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言为基础的文学传统。1850年，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知识分子签署《维也纳协议》，约定共同标准化南斯拉夫语言当时称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这使得两地语言障碍减少，利于统一运动。塞尔维亚学者武克·卡拉季奇改革的口语化正字法被广泛接受，塞尔维亚的识字率和教育水平在20世纪初稳步提高，培养出一批具有民族意识的公民阶层。东正教教会在塞尔维亚现代民族构建中也扮演角色：1918年，随着奥斯曼帝国解体，塞尔维亚正教会恢复了自1766年以来中断的牧首区地位，象征着民族精神独立的完成。圣萨瓦、圣拉扎尔等宗教民族象征被纳入国族纪念体系。例如圣萨瓦日成为全国性的学校与文化日。总之，塞尔维亚民族国家塑造将宗教神话、民族历史与政治愿景融为一体：既礼赞自身的古老殉道精神，又自诩为巴尔干斯拉夫的整合者。这种身份既强调内部团结，又隐含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倾向，影响了后来的南斯拉夫命运。然而无论成败，这一时期塞尔维亚对斯拉夫文化遗产的继承与诠释无疑深刻地烙印在其民族认同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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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орените на свободата са горчиви, но плодовете сладки.

自由的根是苦的，但果实是甜的。

克罗地亚：民族复兴与国家自立

克罗地亚在19世纪一直处于奥匈帝国内部，虽然维持地方自治但未独立建国。直到一战奥匈崩溃，克罗地亚才与塞尔维亚等组建南斯拉夫王国。然而，由于在统一国家中地位和权益问题，克罗地亚民族主义不断高涨，最终在20世纪末实现独立建国，1991年克罗地亚共和国脱离南斯拉夫。克罗地亚现代民族认同的构建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民族复兴运动（Narodni Preporod）。当时克罗地亚知识界通过伊利里亚运动唤醒民族意识，强调克罗地亚的历史连续性和文化独特性。他们一方面主张南部斯拉夫团结，另一方面坚持克罗地亚作为一个历史国家有中世纪克罗地亚王国的传统的特殊地位。克罗地亚史学家弗兰乔·拉奇基等在20世纪初编纂了详尽的《克罗地亚史》，强调克罗地亚自中世纪以来在国家和法律上的延续性，以此对抗塞尔维亚史学将克罗地亚视为南斯拉夫省份的倾向。

在语言文化上，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共享一种语言，20世纪初该语言在学术上通常称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南斯拉夫王国时期实行这种语言的统一官方地位。然而，语言统一并未缓解民族间猜忌，反而在细节上引发争执。克罗地亚知识界坚持使用拉丁字母拼写，而塞尔维亚则主要使用西里尔字母，这本身象征着文化取向不同。二战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时期（1945–1991年），联邦政府尝试承认克罗地亚语和塞尔维亚语的平等地位，将其视作“同一种语言的两种标准”，但随改革开放，克罗地亚内部要求语言自主的呼声渐强。1967年，克罗地亚的语言学者发表《克罗地亚文学语言和名称宣言》，要求承认克罗地亚语的独立地位，这标志着民族文化自主的进一步主张。克罗地亚语随后在用词、术语上有意与塞尔维亚语拉开差距，如倾向使用古老克罗地亚词汇代替外来词等，以凸显自身文化传统。克罗地亚的天主教教会也在民族认同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作为一个绝大多数信奉天主教的民族，克罗地亚将天主教视为民族身份不可或缺的组成。教会在奥斯曼和南斯拉夫时期都是克罗地亚文化的守护者。独立后，克罗地亚共和国将数个重要天主教纪念日如圣约瑟夫日等设为国家节日，以强化天主教-克罗地亚身份的结合。

克罗地亚民族认同建构的特点是对自身欧洲属性和国家传统的强调。他们既认同自己是南斯拉夫斯拉夫人家庭的一员，但又强调与中欧、西欧世界的历史渊源。例如克罗地亚常被称为欧洲的门户，意指其文化兼具南斯拉夫和中欧特征。20世纪90年代初克罗地亚独立战争期间，这种论述被赋予新的含义：克罗地亚是捍卫欧洲文明免受东方暗指塞尔维亚及其东正教—共产主义遗产威胁的前哨。在对外交往中，克罗地亚突出自己拉丁文明圈的身份，很快在独立后加入欧洲和跨大西洋机构。这些都源于其民族认同建构中对自身文化取向的清晰定位。换言之，克罗地亚现代认同是在斯拉夫族属与西方文明之间精心取得平衡：既拥抱斯拉夫共同遗产如语言民俗，又保持与西方天主教和民主传统的连结。这种双重认同塑造使克罗地亚能够在南斯拉夫解体后迅速融入欧洲，同时仍不失南部斯拉夫民族的自我认知。其民族构建实践为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独特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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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z muke nema nauke

没有辛劳，就没有学问

马其顿：新兴民族的塑造与认同争议

马其顿的民族认同建构在四国中最为晚近也最具争议。奥斯曼帝国崩溃后，马其顿地区一度被塞尔维亚、希腊和保加利亚瓜分。二战期间，南斯拉夫的马其顿人在铁托领导的游击队中逐渐形成共同意识。1944年，南斯拉夫共产党宣布成立马其顿人民共和国，后为马其顿社会主义共和国，承认马其顿人为一独立民族。这一政治决定开创性地将此前含混的马其顿地方认同升华为民族认同。随即在1944–1945年间，新生的马其顿共和国颁布法令，制定标准马其顿语，以马其顿中西部方言为基础并采用西里尔字母拼写。1946年，马其顿语被定为该共和国官方语言。这标志着马其顿成为一个有独立标准语言的现代民族共同体。从斯拉夫化角度看，这实际上是对南斯拉夫斯拉夫遗产的一次再创造：马其顿语虽与保加利亚语接近，但通过标准化过程赋予其独特地位，马其顿人从此被塑造成与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不同的第三支南斯拉夫斯拉夫民族。

马其顿民族认同建构过程中，面临两个主要挑战：一是如何处理与保加利亚等近亲民族的历史渊源，二是如何定义自身与古代马其顿的关系。前者在冷战时期因南斯拉夫联邦的政治需要，官方史学刻意强调保加利亚过去对马其顿的压迫和保加利亚民族主义的异族性，凸显马其顿民族的正当性。例如马其顿历史教科书描述1870年代保加利亚教会在马其顿的活动为外来控制，称马其顿人民早就孕育自身的独立愿望等。这种历史书写固化了马其顿人与保加利亚人的差异认知。至于古代马其顿遗产，马其顿知识界在塑造民族认同时态度几经变化。早期主流观点如学者Krste Misirkov认为现代马其顿人与古代马其顿人并无直接关联，马其顿民族主要源自中世纪以来的斯拉夫人。但20世纪后期，特别是独立后的马其顿共和国（1991年建国）出现了一股古代化潮流：一些政治领袖宣称马其顿民族是古马其顿的延续，甚至在首都树立起亚历山大大帝等巨像以提振民族自豪感。此举引发与希腊的剧烈外交冲突，希腊指责其篡改历史，导致马其顿被迫在国际上使用“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等名称。直至2018年双方签订《普雷斯帕协议》，马其顿更名为北马其顿共和国，并在宪法中承认其古代希腊遗产属于希腊历史，此争议才趋缓解。马其顿在国际社会艰难确立身份的过程，凸显出现代民族认同和历史记忆建构的紧张关系。最终，北马其顿选择主要从南斯拉夫斯拉夫文化而非古典史中汲取认同要素，以突出其斯拉夫民族身份和巴尔干历史参与感。北马其顿官方强调本民族在语言上与保加利亚语虽有渊源但现已独立发展，在文化上融合了南斯拉夫联邦时期多民族共处的精神，以及自身的民族解放斗争传统如纪念1903年伊林登起义为建国日。可以认为，马其顿民族认同的塑造是典型的20世纪产物：借助国家权力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语言标准化和历史传统发明，将分散的地域人群凝聚为想象的共同体。斯拉夫化在这个过程中既是基础——因为共有的语言和正教文化使塑造新民族成为可能——也是手段，新国家通过强调自身的斯拉夫特点来区别于周边更强大的民族叙事，实现了民族身份的合法化。马其顿的经验证明，民族认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可以通过对历史文化要素的重新诠释，在特定时代语境中被建构出来的。斯拉夫化留下的遗产语言、宗教、民俗为这种建构提供了素材和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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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ovina se brani ljepotom i poštenjem.

祖国是靠美与正直来守护的。

 综上所述，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化是一个跨越一千五百年的悠久历史过程，其间不同阶段呈现出各具特色的文化、语言与宗教变迁，对当地民族文化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早期斯拉夫迁徙与定居时期（6–9世纪），大批斯拉夫人南下巴尔干并融入本土，在人口上占据优势，从而将原来的拉丁-希腊文化半岛转变为日后南斯拉夫人的故乡。这一阶段，斯拉夫人不仅通过同化和通婚吸收了诸如伊利里亚人、色雷斯人等古老民族的残余，而且在与拜占庭的互动中受基督教文明洗礼，创造出以古教会斯拉夫语和西里尔字母为标志的新文化传统。可以说，斯拉夫化过程奠定了巴尔干民族的语言基础各南斯拉夫语言同源与宗教分野主要分属东正教或天主教两大阵营，这种遗产一直延续至今。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15–19世纪），巴尔干斯拉夫文化面临外来统治的强烈冲击，但并未被彻底摧毁，反而在压力下表现出强大的延续力和适应力。奥斯曼通过推行伊斯兰教、征收童子贡、引入外族官僚等手段试图改变巴尔干社会结构。然而，各地斯拉夫民众以宗教社区和乡土文化为依托，保存了语言和信仰传统，使民族认同在暗流中蓄积。正教教会虽受希腊掌控，但乡间信仰与习俗成为凝聚民族的精神纽带。与此同时，奥斯曼时期形成的新因素如南斯拉夫穆斯林族群的出现、宗教身份政治化等又进一步塑造了各民族文化的差异。这一时期斯拉夫化表现为一种坚守与转型并存的状态：一方面，传统文化在民间顽强延续，语言、民俗、东正教/天主教信仰等保持不灭；另一方面，长期他族统治也催生出新的混合文化如语言中引入大量土耳其借词、服饰饮食受东方影响等以及抵抗性的文化创产如英雄史诗、殉教传说的流行。这些都为日后民族国家的崛起积蓄了养分。

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时期（19–20世纪），巴尔干斯拉夫各民族充分利用了斯拉夫化遗产，以构建各自的国家认同。他们从中世纪历史中寻根，将早期王国和文化英雄重新发掘，纳入现代民族叙事如保加利亚对第一帝国的记忆、塞尔维亚对科索沃神话的重塑等；以语言标准化和教育普及来强化民族共同体意识如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语言改革、马其顿语的创制；并通过宗教机构的民族化，保加利亚复兴独立教会、塞尔维亚重建牧首区、克罗地亚结合天主教认同等来巩固文化边界。在这一建构过程中，不同民族选择了各自侧重的策略：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倾向于强调自身作为巴尔干斯拉夫正统传承者的地位并积极参与泛斯拉夫合作，而克罗地亚则更强调自身天主教-欧洲属性下的斯拉夫特性，马其顿则是通过内部发明传统来证明自身独立于邻族的斯拉夫民族身份。尽管路径不同，但都以斯拉夫性作为民族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或对照参照，可见1500年前的迁徙所带来的文化联结在近代仍具有生命力。

综观全局，巴尔干半岛斯拉夫化并非简单的征服或同化，而是一个互动演化的过程：外来的斯拉夫人与本地社会互相影响，共同生成了新的民族文化。一方面，斯拉夫人确实移风易俗地改变了巴尔干的人口与语言版图，将之从罗马-希腊的延伸地带转化为欧洲斯拉夫民族的主要聚居区。但另一方面，巴尔干的地缘与历史又使斯拉夫文化融汇了诸多在地元素和外部影响——从古代色雷斯、伊利里亚的遗存，到拜占庭和奥斯曼的长期浸染，造就了巴尔干各斯拉夫民族独具一格的文化面貌。各民族既有共通的斯拉夫渊源，又因宗教、历史际遇不同而千差万别。这种多样统一性正是巴尔干文化迷人又复杂之处。巴尔干半岛是一块文明的镶嵌地毯，而斯拉夫化过程则是其中最绚烂也最关键的线条之一。当代的巴尔干国家在民族塑造中既珍视斯拉夫文化的共同纽带，也直面历史上因文化差异引发的矛盾遗产。在理解民族认同时，应超越单一民族叙事，去追溯长时段的文化互动流变。巴尔干半岛斯拉夫化的历史经验表明：文化的传承与变革从来不是彼此割裂的两个过程，新的文化元素进入后，与既有传统碰撞交融，最终塑造出新的文化主体。在全球化时代重新审视这一过程，有助于我们认识民族文化身份形成的历史动力，以及不同文明如何通过交流与融合走向共生共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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